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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霸还是善人?别急下结论为你还原真实地主与佃户的关系

发布时间: 2022-06-18?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admin

  受当下很多文艺作品的影响,很多人对地主的印象无非是周扒皮、刘文彩、黄世仁之类的。仗着有土地、有钱财、有势力,地主们在当地可谓是盘剥压榨、刻薄歹毒、澳门彩今晚的开奖记录令晚,恃强凌弱、欺男霸女、无恶不作……一个贫苦农民对于压迫者的所有怨怼,似乎都可以严丝合缝地安放在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几千年的特殊群体身上。

  冒着承担“为腐朽势力翻案”的罪名,也冒着被很多“正义人士”口诛笔伐的风险,本文试图还原一下真实的地主与他最严酷的剥削对象——佃户之间的关系。

  历史上的中国,曾经长久是一个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就意味着土地是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这也就意味着,谁拥有更多的土地所有权或者土地资源的分配权,谁就成为统治者——占据财富,乃至占据生杀大权。

  在封建体制下,帝王就是最大的地主,因为“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其次就是由帝王分封了土地收益权乃至所有权的各级贵族;而封建官府,不过是大地主委派出来,旨在维护地主群体根本利益、兼而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

  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角度看,整个封建社会的变迁史就几乎是土地资源的流动以及土地资源所有权、支配权的角逐史。

  每一次新王朝构建,都会有一次土地资源的重新分配,尔后土地资源的兼并无法避免地出现,引发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尖锐的社会矛盾又引起新的改朝换代……周而复始。

  尽管每一个新王朝都会标榜自己“开天辟地,气象一新”等等,但从本质上看,不论什么性质、什么规模的改朝换代,整个封建时代的王朝更迭都是换汤不换药,并没有由此而引动社会管理的本质性进步。

  所谓的佃户,就是彻底丧失了土地资源或者拥有的土地资源相当稀少,必须租种地主的土地以解决生存问题的农民。一般情况下,新朝建立,完全没有土地的农民并不多。而王朝稳固之后的土地兼并,会让越来越多的农民转变成必须依附地主土地才能生存的佃户。

  研究中国的封建史,就不能不研究地主与佃户的关系;地主(哪怕是穷山僻壤的一个小地主)与佃户的关系演变,其实质也就是整个封建时代社会关系的浓缩。

  这种论断,绝不是说因为一种奴性心态,一种长期被鞭挞、偶尔给一个烧饼的“感恩”,也不是这些地主本身出于“道德表演”的伪善,而是一种在现实需要下不得不如此的最佳选择。

  从出身上说,绝大多数地主起初也并非是“含着金汤匙”出生,而是通过自己的勤劳、节俭,加上天时顺遂,然后经过数代人持之以恒的积累,缔造出一份家业来。倘若这期间遭遇了病患、天灾、兵祸、土匪或者某代出了一个不成器的,这地主就自然夭折在了摇篮之中。

  往大里说,就是贾谊在《过秦论》里描述秦朝的“发迹史”时说的:“奋六世之余烈”。

  尽管积累了一定的土地,但土地本身并不会自然而言成长出粮食和财富;农业是一个需要大量人力投入的领域,特别是生产技术落后的封建时代;一个地主家里即便再人丁兴旺,特别是一些家大业大的大地主,总会需要大量人工耕种自己的土地。

  要么,将自己的土地租赁出去,自己通过收取田租获得收益;要么,雇佣一定数量的长工、短工、忙月,帮忙耕种土地。尽管后者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佃农,但从经济关系的角度看,他们也是佃农。

  佃农需要租赁地主土地或者出卖劳动力给地主而生存,地主也需要佃农提供劳动力。换一个角度,两者之间既可以说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互相需要的依赖关系。

  例如关中平原每年夏收的时候,这种互相依赖的关系就会非常戏剧化地表现出来。一面是虎口夺粮、时不我待,一面是出卖苦力、养家糊口,地主需要大量麦客收割小麦,这时麦客也会“坐地起价”,与雇主(地主)讨价还价,工钱、茶饭、住宿等条件,都可以谈一谈。地主在这个时候就不得不妥协,一方面是天时不等人,另一方面也必须防止其他的地主“抢客”。

  当然麦客们也不可能漫天要价,因为麦客并不是独家买卖,两者之间最终会达成一个“过得去”的平衡。

  农业重节气,抢种、抢收是极端状态,但这种平衡关系也会反映在非极端的日常状态下。这种平衡会使得地主不得不作出“善”的选择。这样一来也就可以明白,地主的这种“善”并非是道德升华、人性觉醒的成果,而是势力博弈的结果。

  我们所谓的开明地主、开明帝王,其实就是那些明白其中的利害,知道“君舟民水”的天道,而善于平衡的人物。但凡头脑清醒者,要做到开明并不难。

  但凡开明的地主,土地租金的增减,并不会因为强势地位而敲骨吸髓,须得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历史上几个被誉为仁君、明君的帝王,也是在寻找这个平衡点上做得较好的人。

  地主表面看起来是财富的占据者,但在某种程度上说,他必须承担为社会人群积存财富的功能。例如,一旦饥荒发生,地主都需要开仓放粮,施舍粥饭。

  这种善行背后的原因,一是需要让自己土地范围内的佃户生存下去,不至于饿死或者外逃。饥荒总会过去,土地总归需要人力耕种。二是保护自身的需要。当饥饿威胁到大多数人生命的时候,囤积居奇并不是明智之举,生存欲望驱动下的饥民,往往会以过激的举动抢夺这些资料,进而威胁地主的身家性命。

  封建时代多逢乱世,兵灾匪患也是大概率状况。毕竟拥有属于自己的强大武装力量(家丁、护院)的地主是少数,况且即便有,这些力量的来源也是周边的佃户。地主需要人力保护自己的性命和家业,这个时候,“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并非长久之计,更多的保卫需要依赖周围的佃户。

  高额报酬、优渥待遇是获得周围佃户支持的一个条件,而另一个条件则是地主平日里通过善待佃户、多行善事而建立的信任和感情。如果一个地主缺乏这样的头脑,那么到了关键时刻,这些佃户不但不会维护地主,相反会反戈一击,帮助进犯者。

  例如在明清两代显赫一时的山西乔家等大家族,虽然他们的财富帝国并非完全建立在土地之上,但和周围农民的关系,也是和地主与佃户的关系是一致的。

  这些大地主会有很多让当时人受益、让后世人感念的善举。例如主动出资措办、建设诸如祠堂、书塾、医馆、济世堂(类似现在的养老院、孤儿院)公共福利和修桥补路等公共设施,利用自己的知识、名望优势,调解民间纠纷、维护地方治安。等等。

  这样做的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公共设施建设,不仅仅是佃户在享受,地主自己也便利;教育、卫生保障,既可以改善佃户的生存环境,就像资本家需要知识型、文化型工人一样,地主也需要高素质的佃户;以有形资产的投入,换取信赖、依附、尊崇等无形价值。

  矛盾之间并不一定需要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更多情形下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平衡局面。最优秀的地主和最杰出的帝王,其实都是平衡高手,而不是仅仅懂得“丛林法则”的取食者。

  一个明显的状况就是,越是在乱世,就越容易出现“大善人”式的开明地主,因为那些不开明的很难在乱世存活。而那些南霸天、周扒皮之类的恶霸地主,则恰好容易在太平盛世中滋生。

  因为一个需要将自己的家业传之子孙的地主,一般不会触犯平衡法则而去为非作歹,肆意虐待自己的佃户,就像一个猎人不可能将周遭的动物全部赶尽杀绝。当然,这个前提条件是无外力介入,因为地主与佃户之间是双方之间活力对抗进而保持平衡的自然关系。

  而到了太平盛世之下,有些地主就会出现破坏这种平衡关系的举动。这个外力,往往是官府。虽然从总体上说,封建官府的本质是地主维持统治的工具,但至少这个“工具”必须维持一种表面上的公正。

  当地主收买了官府,通过利益联结使得双方形成勾结关系之后,这种平衡的保持对于地主就开始乏力了。佃户可能被强迫居住某地、强迫劳动,逃亡不可能、反抗做不到,产生被迫害、欺压的事也就习以为常了,因为地主会通过官府的暴力实现对自己利益的维护。

  站在某个特殊立场而妖魔化某个角色都不是负责任的历史态度,而以上这些,就是真实的地主与佃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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